畢爾德
● 瑞典前總理
● 瑞典前外交部長
歐盟在這個美中關係日趨緊張的時代是否仍有迴旋餘地去追求自身利益?這可是歐盟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未來幾年間面對的一個關鍵問題。
中美衝突必然在(2020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前夕成為了核心事務,因為川普政府顯然已將抨擊中國確定為一項策略,藉以轉移民眾對自身諸多施政失誤的注意。
但,即使川普輸給了最有希望的挑戰者拜登(Joseph Biden),中美兩國對抗也將繼續升級,在美國政治和外交政策機構內部,積極尋找各類手段去減慢,停滯甚至逆轉中國地緣政治崛起,已是共和、民主兩黨共識。
但就算採取最激進的政策,美國(或其他任何國家)能否實現這一目標也令人存疑。
雖然中國的人均GDP(經購買力平價調整後)只相當於美國或大多數歐洲國家的1/3,但就經濟總量而言,它正在迅速趕上美國和歐盟。
沒有人可以準確地預言未來幾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
但目前趨勢表明中國的成長速度將繼續超越美國或歐盟,如果它能夠將與臺灣間的人均GDP差距縮小一半,經濟(按人口比例)就將成長到美國或歐盟的兩倍。
儘管爆發了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但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都預測中國經濟2020年將實現正成長,與此同時,美國和歐洲都在經歷著暫時望不到盡頭的深度收縮。
此疫情將進一步增大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比重。
可以肯定的是,在人口老齡化、龐大國有部門虧損以及不斷增加的債務之下,中國將在未來幾年面臨強勁的經濟阻力,尤其是,假若結構改革在習近平主席的優先任務清單上依然排名在後的話。
中國的政治體制嚴重不適合管理現代社會。
死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感染的武漢市醫生李文亮在試圖發出新冠肺炎爆發警報卻遭禁言後曾指出,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
按照這個不容置疑的標準,中國的政治體制確實已處於健康不良狀態,也依然極易被各種病態且不可預測的弊病所影響。
但即便如此,中國仍將無可否認地在未來幾年中,成為全球經濟中日益重要的組成部分。
它不斷擴大的影響力將為所有人(尤其是歐洲人)帶來新的挑戰,由於歐洲再也無法指望美國能成為一個可靠的且志同道合的夥伴,因此也不得不為自己想想辦法。
新的歐洲對華戰略應構建于兩大支柱之上:一方面,雙方可以且必須繼續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展開接觸。
中國佔據了近30%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歐洲目前的主要政策目標之一則是:追求綠色能源轉型(到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因此,拒絕與中國進行對話是不可能的。
這也同樣適用於貿易和公共衛生這類超國家問題(supranational issues)。
歐洲和中國都非常樂於維護全球貿易體系,這需要合作以改革世界貿易組織,美國脫離世貿和世界衛生組織的行動產生了巨大的反作用,也給歐盟對這些多邊機構的改革和強化增添了更大的負擔。
世衛組織最新召開的世界衛生大會表明,即便美國繼續自我邊緣化,歐盟也確實可以在這方面可以發揮重要的建設性作用。
另一方面,歐盟正日益將中國視為價值觀和利益將不可避免地與其自身發生衝突的「系統競爭對手」,因此,顯然需要一種更強有力的機制來審查中國在歐洲敏感領域的投資,同時確保歐洲企業能與中國的國家補貼企業公平競爭。
在一系列問題上,歐洲政策制定者和外交官將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確保中國履行已作出的承諾。
歐洲輿論無疑也開始背向中國,這將對相關政策產生影響。
隨著中國當局壓制香港,威脅臺灣並維持對新疆、其他地區的鎮壓,匈牙利等國也更難以阻止歐盟為捍衛中國的人權和法治採取行動。
歐盟的任務是在這兩大支柱之間取得平衡。
儘管歐洲將在許多問題上與美國站在一起,但它不會在共同關心的議題上放棄與中國的接觸,雖然歐洲人必須接受中國在世界舞臺上日益增強的投射能力,但中國領導人最好也要對此保持清醒。
在香港實施的暴力鎮壓行動,將迫使歐盟在制定新戰略時採取更嚴格的方針。
(原標題為《How Europe Can Live with China》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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