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哈特
● 美國哈佛大學國際金融系教授
全球傳染病很少,造成嚴重疫情的又更少,因此我無法找到一歷史上的例子來預測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將帶來的經濟影響。
這次,真的不同以往。
讓這次事件獨一無二的關鍵就是配套政策,世界各國政府均優先採取防堵疫情擴散、拯救人命的政策,包括徹底的區域封鎖 (如中國) 或全境封鎖 (如義大利、西班牙、法國) 。
更多國家(包含美國)已下達嚴格的國際旅遊禁令並且禁止任何形式的公共活動。
這些措施與近代最致命的「1918-19 西班牙大流感(1918-19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之配套政策相去不遠,那次大流行爆發於第一次大戰,在美國與全球分別奪走了 67 萬及至少 5000 萬條人命。
光是這個事實就足以說明人類無法就新冠肺炎對美國或全球經濟的衝擊進行任何有意義的對比。
在美國流感死亡人數的最高峰(1918 年)時,企業倒閉數量比戰前還少了一半以上;1919 年又更少。受到戰時生產力的驅策,美國實質國民生產總值在 1918 年上升了 9%;甚至在流感肆虐的翌年,也有約 1% 的成長率。
相較之下,新冠肺炎疫情散播所帶來的不確定性、為對抗疫情而產生的經濟停擺使得「預測」跟「猜測」沒有兩樣。但,考量到新冠肺炎衝擊的規模及範圍,及總需求與供給同時面臨中斷下,對經濟初步的影響很有可能會大於 2007年至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雖然新冠肺炎一開始並不是金融危機,但其很有可能會轉變成系統性的嚴重金融危機。至少在停滯的經濟活動尚未導致失業時,美國家庭的財務狀況還算穩定,如同金融危機發生前夕。同時,銀行相較於 2008 年也擁有了更充足的資金。
然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看起來卻不太樂觀。
如同我一年前所觀察到的,近年大量發行的「擔保貸款憑證」與導致金融危機而惡名昭彰的「次級房貸證券」有許多相似之處。
於低利率環境中尋求利潤的行為已激起了數波低信評借貸潮,不只是「擔保貸款憑證」而已,因此,近期股市崩盤也不意外地揭露了高槓桿比率與高違約風險的問題。
火上加油的是,沙烏地阿拉伯與俄國間的石油戰幾乎腰斬了石油價格,讓美國的能源產業陷入更深的困境。隨著製造業供應鏈被打斷、大部分服務業癱瘓,即使有財政及貨幣政策的刺激,中小型企業間的違約行為及破產狀況也即將飆升。
此外,隨著新冠肺炎疫情擴大,高收益公司債及開發中國家公債似乎越來越像。
1980 年代的金融及債務危機影響客體多為新興市場,而 2007年至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則發生於先進國家。中國 2003 年至 2013 年間平均超過 10% 的國內生產總值年成長率,提高了全球貨品價格,進而為新興市場與全球經濟打了強心針。
不像被全球金融危機重創的先進經濟體,新興市場之經濟以 V 型曲線快速復甦。
儘管如此,近5年來新興市場的資產負債表逐漸惡化,成長率也大幅下降。如果其他條件不變的話,美國聯準會(Fed)日前大動作的降息及其他針對新冠肺炎的措施理應舒緩全球新興市場金融生態。
然而,現實情況並不理想。
首先,總在全球經濟緊繃時求助於美國財政部的行為及 VIX 波動率指數 (恐慌指數) 的激升在在顯示出投資者的風險規避行為增加。這些壞消息在資金出走新興市場的狀況下多伴隨著急遽擴大的風險利差及突發的資本逆流。
再來,石油及貨品價格的崩潰壓縮了新興市場出口商品的價值,進一步切斷這些國家賺取美元的途徑。對於厄瓜多這種極端(但普遍)的例子,這些風險使得其公債利差達到 40%。
最後,就像我和霍恩 (Sebastian Horn) 和特雷貝什 (Christoph Trebesch) 共著的論文中所點出的,中國的經濟成長是其過去10年間借款於百餘中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主因。
近日中國經濟數據的頹勢很可能促使大量縮減海外借貸量。
在 1930 年以前,先進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都還沒有同時經歷全球貿易崩解、全球貨價大跌、和經濟同步衰退的經驗,的確,此次新冠肺炎的衝擊沒有單一震源,配套政策也各自不同。
但是,拯救人命的封鎖政策及保持距離政策也意味著龐大的經濟成本;一個公衛危機因而有可能升級成金融危機。豪無疑問地,是時候壯士斷腕、採行大規模且新思維的財政貨幣政策了。
(翻譯:王林祥,責任編輯:簡嘉宏)
(原標題為《This Time Truly Is Differen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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