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維斯
● 土耳其前經濟部長
●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研究員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危機代表了一場對人類團結的空前考驗。
富人(或者說所有擁有穩定收入或充足儲蓄的人)是否會採取措施支持貧窮和經濟狀況不穩定的同胞?感染死亡率較低的年輕人願意為保護年長者做出犧牲嗎?富裕國家的民眾會接受向窮國實施資源轉移支付嗎?
只有在以上三個問題都獲得肯定答案的情況下,世界才能最大程度地減少這場已奪去逾18萬條生命,同時癱瘓全球經濟疫病大流行所產生的後果。
但人們卻遠遠無法保證能得到這樣的答案。
眼下(正在各個收入群體之間)進行測試的第一種團結形式或許最容易得到肯定答案,英國首相和王儲、眾多職業運動員及好萊塢名人都感染了新冠肺炎,這表明在疫情面前無分貴賤。
但公共衛生措施所帶來的經濟後果(比如無限期停業和封城)將在很大比例上由那些經濟狀況不太穩定的群體承擔,包括低收入者、時薪工和無法遠端工作的人。
因此政府在設計抵消疫情經濟破壞性影響的策略時,必須考慮這些差異,然而到目前為止,政府的措施還未達到可以滿足所需的程度。
例如在美國,包括擴大疾病津貼在內的許多措施確實對低收入群體有所幫助,但卻宣布得太晚了:其他發達經濟體早已實施,其他行動(比如給所有公民發錢、命令聯邦機構停止驅逐無錢租客、拍賣斷供房屋)雖然看似有效,但仍不足以保護各國的經濟不穩定者。
各國領導人必須戮力營造無私的愛國主義氛圍,讓各收入群體間建立團結,鼓勵類似戰爭時期的共同犧牲(同時抵制那種破壞國際團結的狹隘民族主義)。人們也應當認識到所謂救助窮人會影響他人工作積極性的陳腐觀點,在平時已站不住腳,而在疫病大流行時期更是失去了所有可信度。
如果上述說法都得不到認同,公民和政治領導人至少得記住:低收入者仍是有價值的消費者和(至少在民主國家中)手握選票的人。
當前正在經受考驗的第二個團結維度則存在於代際之間(intergenerational)。
鑒於自我隔離措施的經濟(和社會)後果,要確保年輕一代人能長期合作或許不太容易,這些人雖然也容易遭受新冠肺炎的嚴重併發症侵襲,但死亡率較低。
家庭可以在說服年輕人服從社會隔離方面發揮很大作用。
但正如對抗氣候變化的鬥爭所表明的那樣,這種方法有局限性,事實證明迄今為止當前這一輩「老人」都不太情願為確保子孫後代的永續發展,做出犧牲。
但從這個意義上講,疫情可能會為進步提供一個契機。
如果年輕人仍然致力於採取嚴厲短期措施來圍堵疫情暴發,那麼老一輩肯定也能對氣候行動做出承諾。
而第三個團結測試則是最難通過的。
在政治領導人奮力在本國內部實現萬眾一心且國民經濟遭受嚴重損失的時候,向陷入困境的發展中國家慷慨地轉移資源,將是民眾難以接受的。
部分經濟體(例如法國、德國)已限制或禁止了關鍵醫療設備的出口。
但如果人均收入達5萬美元的國家(大約是加拿大和德國的水準,但低於澳洲、荷蘭、美國)遭受了10%的經濟萎縮,那收入仍會比中低收入國家的疫情爆發前水準高出10倍。
但最重要的是如果貧窮國家無法圍堵疫情,病毒可能會在那些自以為全身而退的富裕國家中重新現身。
因此與發展中國家的團結既是道德問題,也關乎長遠眼光。
這種團結測試如果無法通過,就將在落後國家內心留下深深的心理創傷,為最終威脅到每個人的各種形式極端主義和新危機(從大流行到衝突)製造機會。
在發達國家採取措施應對新冠肺炎大流行的經濟後果時,它們還應與國際機構展開合作,制定幫助發展中國家的戰略,雖然如國際貨幣基金(IMF)所建議的那樣提供即時流動性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僅僅增加更多的債務並非永續解決方案,還需要資金援助和新一輪的債務免除。
同時,國際機構必須確保所有國家都獲得所需的醫療設備和其他支援,包括食物。
數十年來的經濟和金融全球化是否營造出了一個將所有人捆綁在一起的社會,道德和個人連帶的更深刻認識?
這一點,世界很快就會得知。
只有認識並強化這些聯繫,吾人才能拋棄原本這套為超高效率和短期收益服務的脆弱、但衝突連連系統,並用以經濟、世代和國際團結為基礎的永續性安排取而代之。
(原標題為《The COVID-19 Solidarity Tes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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