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羅絲（Irena Grudzińska Gross）

●波蘭科學院斯拉夫研究中心教授

賀蘭（Agnieszka Holland）

●波蘭導演，作品有《快樂頌》、《祕密花園》和《普立茲記者》等

在波蘭國會選舉前夕，波蘭歷史學家格羅斯訪問波蘭名導演賀蘭，討論她最新作品《綠色邊境》（ Green Border），這部電影贏得今年威尼斯影展「評審團特別獎」。本片以虛構的故事情節，敘述2021年尋求政治庇護者受困於波蘭與白俄羅斯交界的真實世界經驗。這部電影成為波蘭民粹主義政府的眼中釘，波蘭民主與人權鬥士則擁抱它作為團結的象徵。《綠色邊境》描述的駭人現實持續至今，與片中刻畫人物處境相仿的難民仍一個個死去。

格羅絲：您的新片「綠色邊境」博得國際好評，贏得重要獎項，波蘭已有超過50萬人觀賞。但波蘭民粹主義執政黨，法律正義黨（PiS），在本月大選前對這部電影的攻擊也是前所未見。為什麼？

賀蘭：每逢選戰，PiS黨魁卡臣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就創造出一個敵人，藉此操縱民眾的恐懼和憤怒。上次選舉是LGBT+社群，再上一次是難民。現在，他的反LGBT政治宣傳不再能像以前那樣激起同等負面情緒了，所以又輪回難民。

2021年，白俄羅斯獨裁統治者盧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和俄羅斯總統普丁（ Vladimir Putin）想出一個新點子，企圖在波蘭和歐盟製造動亂。他們的目標是打造一條穿越波蘭、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的移民走廊，透過這個通道輸運中東和北非來的移民及政治庇護尋求者。

有一段時間，波蘭當局沒做任何事遏阻這種做法，比方說要求來源國政府禁止飛機起飛。卡臣斯基反而認為，操弄新一波「難民危機」對他的政黨有利。對PiS而言，那不啻是「政治黃金」。政府於是開始營造出一種恐懼和危險的氛圍，聲稱那些難民會做可怕的事：說他們是戀獸癖，說他們強拉別人子女同行，說他們在波蘭領土性侵婦女。

反自由政權的典型行為就是這樣：污名化、去人性化和做秀。就此例而言，這個波蘭政府表演如何把移民推出邊境、返回白俄羅斯。

難民潮

格羅絲：那些難民後來怎麼了？

賀蘭：能成功跨越邊境的人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座巨大的森林，布滿陷阱與危險、沼澤與河流。他們完全沒料到會是如此，一直被誤導而相信會有「計程車」來接他們，載他們去瑞典、德國或荷蘭。

第一群人通常有家人定居在歐洲，主要是敘利亞人、阿富汗人和來自伊拉克的庫德族人；然後非洲人也加入他們。盧卡申科宣揚他的白俄羅斯移民走廊是既便捷又安全的選項，導致更多人蜂擁而至。不僅是身強體健的單身男子，也有許多是全家人、兒童、老人、病人和孕婦。有個男孩罹患小兒麻痹症，家人想帶他前往西方求醫。

這些人在森林裡撞見波蘭安全人員和警察時，身心狀態往往很糟，已經有人因為失溫、飢餓等原因而死亡。邊境警衛會把他們帶走，通常是以謊言騙他們說將前往德國，或到某個崗哨填寫申請政治庇護的文件。一旦他們抵達邊境，就會被推回帶刺鐵絲網的另一端、遣返白俄羅斯，有時會受到相當暴力的對待。

大多數難民都無力自衛，只能苦苦哀求不要遣返白俄羅斯，尤其是曾有這種被驅逐出境經歷的人。傳聞回到白俄羅斯那邊會發生恐怖的事情，據說會遭到拷問，甚至殺害，但我無從記錄那些案例。

我曾遇見一名男子，在那個邊境來來回回穿梭26次，他已變得徒具人體軀殼，充滿著羞辱和恨意，讓我不禁暗想：「恐怖分子就是這樣形成的。」整個經歷無緣無故的殘酷，但其實無須折磨、羞辱政治庇護尋求者，也辦得到。

波蘭和白俄羅斯警衛的虐待狂行為故事何其多，我把其中一些故事放入《綠色邊境》。這情況驗證了我們從歷史和心理學所學到的：亦即，假如在上位者縱容、甚至犒賞暴力，握有相對職權的人就會宣洩他們最惡劣的衝動，有虐待狂傾向者更會恣意放縱這些行為。

格羅絲：這些難民難道完全得不到外界的援助？

賀蘭：有的，米哈沃沃（Michałowo）鎮、波德拉謝（Podlaskie）人道主義服務以及個別的居民，都公開提供援助，外加當地醫生、農民等其他人暗助。另有來自人道救援組織的活躍人士，之前在希臘和義大利難民營已有協助難民的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知識分子俱樂部（Club of Catholic Intelligentsia）的一群人除外，竟然找不到任何牧師。更糟的是，有些挨餓受凍的難民敲教會的門求救時，當地牧師居然打電話通知邊境警衛。事實上，檔案記載的第一個致死案例，就是一名年輕敘利亞基督徒，名叫以撒（Issa）──耶穌（Jesus）的預先表徵── 而他不是唯一在那邊境附近喪命的基督徒。

由上而下的仇外

格羅絲：PiS在這件事上扮演什麼角色，具體來說？

賀蘭：卡臣斯基宣布進入某種緊急狀態，阻止當地居民以外的任何人踏入邊境領域。那造成其他人無法提供援助，大多數新聞記者也無法記錄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卡臣斯基明白，他必須防止輿論轉而把矛頭指向他。他曾辯稱，美國之所以在越戰敗北，是因為太多戰地實況被允許在電視上播出。美國人坐在家中，看著一絲不掛的兒童逃離被汽油彈轟炸的村莊，他們拒絕與那一切扯上任何關係。

PiS在2015年第一波難民危機期間勝選掌權，當時敘利亞爆發內戰，湧出大量逃難人潮。在那年選戰之前，約七成的波蘭選民表示願意接納難民。但PiS發動數月的宣傳攻勢，以仇外、危言聳聽的言論強打這個議題，甚至還用上納粹式的措詞（宣稱難民身上帶有「歐洲絕跡已久、非常危險的疾病」），此後波蘭人願意接納政治庇護尋求者的比率便降到 56%。

這段插曲非常有教育性。同時，許多自由派政治人物不敢反對PiS的種族歧視宣傳話術，因為他們不想被戴上招引一波難民潮的大帽子，或遭受把波蘭變成另一個法國的指控（法國市郊因幫派暴力分裂）。就是在這個時候，種族歧視、仇外的論述躍為主流，進而變得根深柢固。

格羅絲：那就是妳決定拍難民電影的原因嗎？

賀蘭：我希望「綠色邊境」能對現在這個政府構成某種挑戰。片中記錄下一些他們想方設法掩飾、矇騙的事情。我試著重建那些看不到的場景。

但我也不天真。我明白，難民議題是現在人類全體遭遇的重大政治問題之一，而且肯定是對歐洲凝聚力（或更廣泛而言，富裕世界凝聚力）最重大的威脅之一。不是只在此地援助一個人，在彼處幫助另一個人，就能解決問題。

我相當熟悉20世紀的歷史，尤其是在歐洲犯下的危害人類罪行。我曾拍過多部片探討那個主題，也謹慎研究過1930年代，深知我們正見證某種危險事情的初期階段──傳說中的「蛇蛋」才剛開始孵化。

PiS在邊境地帶建了一小座暴力與謊言實驗室。或許並未涉及任何關於種族滅絕或大屠殺的想法，但那些事情就是這樣開始的，除非碰到阻力遏止。我深深相信，如果把這些人污名化，把對他們施暴看待成微不足道的瑣事，我們將逐步邁向無法回頭的不歸路。以前曾經發生過，今後仍可能再度發生。

（翻譯：余雅薇，責任編輯：楊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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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Fear and Loathing in Poland》，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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