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
●中歐大學歷史學教授兼名譽校長
雖然某些通敵案例是在極端條件下的不得不為之;但在其他情況下,與敵人合作卻可以被辯解為在軍事失敗後,意圖挽救國家的榮譽。我們在歷史學家傑克遜(Julian Jackson)的《審判中的法國:貝當元帥案》(France on Trial: The Case of Marshal Pétain)書中看到這個論點。這本書相當引人入勝、細緻地還原這位維琪政府領導人因與德國佔領者合作,在1945年被起訴的情況。
傑克遜認為,與敵人合作是1940年6月停戰協議下合乎邏輯的結果,正如停戰協議是慕尼黑綏靖政策合乎邏輯的結果一樣。法國輿論先是贊成對希特勒採取綏靖政策,接著在戰敗後與希特勒合作,自然不無道理。
公眾輿論支持貝當的事實,雖然不能合法化他與敵人合作的行徑,卻有助於理解他與敵人合作的決定。身為一戰凡爾登(Verdun)戰役英雄的貝當,在二戰戰敗時刻,「把個人當成禮物獻給」法國人民,告訴他們「如果我不能再成為你們的劍,我希望成為你們的盾牌。」
1940年6月,貝當與德國簽署停戰協定,並承諾其維琪政府可以防止德軍全面佔領法國領土,保護法國人民免受德國法令的全面影響。在對法國人民演講中,他使用「與敵人合作」(collaboration)一詞來描述他對德國當局的立場。這個詞很快被縮寫為「協作」(collabo),然後成為佔領區的行話。
法國外交官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曾說,叛國罪是時間差的問題,在某一刻看似獲默許的行徑,在另一刻可能會變成叛國。1940年6月,在許多法國愛國者眼中,繼續抵抗只是徒勞,貝當的決定似乎是在挽救國家的榮譽。法國軍隊總司令魏剛(Maxime Weygand)上將在法國淪陷後曾做出著名預測:3周之內,英國將像小雞被擰斷脖子;美國不會參戰;而史達林會站在希特勒同一陣線。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逃到英國以集結抵抗勢力的決定似乎不靠譜,與敵人合作似乎是更實際的選擇。
就連1930年代法國社會黨總理、後來被德國人關押的布魯姆(Léon Blum)也認為,與德國停戰是對災難的光榮回應,甚至比荷蘭和波蘭逃到倫敦成立流亡政府更好。貝當堅稱,與敵人合作令法國免於遭受如波蘭被納粹佔領下的極可怕命運。
當貝當背叛自己要當法國人民盾牌的承諾時,他與敵人合作變成恥辱。誠然,1940年至1942年間,他的政權確實設法拖延或修改德國的嚴苛法令。但1942年11月,盟軍登陸北非後,德國佔領整個法國並消除貝當的剩餘權力。那些在1940年原諒他與敵人合作的人,無法理解他為什麼不去阿爾及利亞爾加入「自由法國」政府。
相反的,他留下來,在蓋世太保折磨和謀殺法國抵抗者之際,他還全權授權法國軍隊(法國法西斯準軍事部隊)和蓋世太保追捕法國和外國猶太人,將他們送進奧斯威辛(Auschwitz)和布亨瓦特(Buchenwald)集中營。在審判庭上,布盧姆形容貝當在1942年未離開法國、無力抵抗德國的行為是「大規模、殘暴地濫用道德信心」。布魯姆歸結,他的行為構得上是叛國。
但到1945年8月受審時,89歲的貝當早已不復當年勇。抵抗運動中的許多人認為,他身為法國沉淪的典型象徵,理應被處死,而維琪政府的辯護者則反駁,他是政治獵巫的受害者。雙方都明白,這次審判替整體社會揭開通敵的傷口。當抵抗者作家德呂翁(Maurice Druon)問到:「你們是想審判把人推上火車的每一個憲兵嗎?」法庭內有人高喊:「對!」
德呂翁警告,訴訟程序「正在變成一場對法國的審判」,但即使是抵抗者也不想把全國都送上被告席。法庭判處貝當死刑後,戴高樂給予特赦。數十年後,他在老指揮官的墓前獻上花圈。
「像這樣的審判」,作家莫里亞克(François Mauriac)當時評論:「不曾結束,也永遠不會結束。」他說得沒錯。法國戰時與敵人合作一事困擾政壇長達半世紀。例如,在1965年挑戰戴高樂總統寶座、1981年率領社會黨掌權,並擔任總統14年的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出任總統時,必須解釋為什麼會有舊照顯示自己曾以維琪政府年輕官員之姿,在元帥眼前露面。密特朗則強調,年輕一代需要明白,從與敵人合作出發然後轉向抵抗是很常見的過程,就像自己在1943年所做的一樣。
針對參與謀殺猶太人的維琪政府官員,審判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但直到席哈克(Jacques Chirac)出任總統(1995-2007)後,法國才公開承認將法國猶太人送到納粹死亡集中營,是法國政府、法國警察和法國通敵者的傑作。
通敵議題替法國人的生活蒙上陰影,遠比1945年審判時大眾所想像的更長久。雖然傑克遜在其堪稱典範、引人入勝的著作中,以「貝當案已經結案」一語做總結,但我們無法完全確定。
或許此案在法國真的畫下句點。但現在歐洲再次陷入戰爭,通敵問題仍然擺在我們面前。一旦俄烏戰爭結束,烏克蘭領導人勢必得決定如何處置那些與俄羅斯侵略者合作的人。如果烏克蘭被迫在仍有領土遭俄國佔領的情況下停戰,那麼那些致力於驅逐俄軍的人,無疑會譴責簽署停戰協議者是叛國賊。但就像貝當案一樣,這個判斷是否成立,還得視接下來發生的情況而定。(系列二之二)
(翻譯:吳巧曦,責任編輯:楊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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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he Question of Collaboratio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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