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赫爾

● 德國赫爾蒂行政學院社會學教授

在梅克爾（Angela Merkel）結束長達十六年的總理生涯後，德國有史以來首次迎來由社會民主黨、綠黨和自由民主黨所組成的新聯合政府。鑑於不論在經濟及人口層面上，德國為歐盟最大的成員國，這次政府重組自然引發全球對德國的政治與經濟現況的關注。

是什麼關鍵讓這個擁有約8300萬人口（其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對於九個鄰國全數開放邊界以及名列全球最開放經濟體之一的民族國家團結一致呢？

富有並不是件壞事。德國的人均所得遠高於歐盟的平均水準，雖然其國內貧困及收入不均的程度一直緩慢上升。正如梅克爾2017年成功的競選口號所言，德國是『人民安居樂業』的國家。迄今為止，德國政治未曾遭受如英國脫歐式的神奇思維或美式政治的兩極分化所破壞。

不過，德國社會始終瀰漫著一股不安的氣氛—一種對於情況正在改變但不確定會更好的疑慮。雖然本次書評中每本書都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但對於改變感到不安是這四本書共同的主軸。這些著作也都符合德國悠久的社會分析傳統—從韋伯（Max Weber）和齊美爾（Georg Simmel）延伸到近代的達倫道夫（Ralf Dahrendirf）和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法國盛產哲學家，英國以經濟學家出名，而德國則仰賴其社會學家來理解大局。

圍困

關於國家和社會的未來，這批頂尖的德國思想家能帶來什麼樣的觀點呢？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的社會學家史蒂芬茂（Steffen Mau）認為，在複雜的全球邊界系統中，德國佔據著核心且高度特權的地位。此外，這個系統近幾十年裡越發僵固。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全球豎立的牆和強化的邊境比五十年前還要多。1990年，全世界有十二座邊境牆；而如今，則超過七十多座。在90年代，僅有百分之5的國際邊界是加固的強化邊境；現今，則約有百分之20。

在全球化的時代，這些事實可能會令人感到震驚。32年前，柏林牆的倒塌不就是象徵嶄新的開放，特別是人員流動方面嗎？史蒂芬茂認為，雖然少數人因此擁有更大的行動自由，但對多數人來說，卻有更大的限制。全球化是在僵固選擇過程及嚴格流動性控制的背景下進行，而德國一直處於這些發展的前緣。

自90年代以來，邊界的功能已經改變。過去，邊界代表著國家之間的實質分隔，而現在邊界扮演著更為複雜的角色。邊界是一種機制，各國透過這種機制來決定誰是值得信賴的（歐洲公民、美國國民）、具經濟實用性的（來自印度的資訊技術專家）或在政治上具重要性的（土耳其異議人士、阿富汗難民）。現代邊界就是作者書中所指的「分類機」。

這種機制存在許多層面上。首先，像歐盟申根區域這種宏觀的區域領土，其邊界對於擁有合法身分者來說並不明顯，但這些邊界對於其他人（甚至有可能包括那些被允許進入的人）來說，仍然持續存在。在此同時，宏觀的區域領土則不斷地以最新的技術強化對外的邊界。試圖進入此區的人民被應用程式、生物辨識技術、甚至是人工智慧進行分類。

第二個層面是簽證分類機制，控制著誰被允許進入宏觀區域領土。接著，在第三層則是非法移民的關押設施，以歐盟為例，這些設施大部分集中在土耳其及其他周邊國家，經費則由歐盟贊助。這卻不是分類的終點，分類過程在德國境內人持續進行。在德國，複雜的非公民身分等級制度給予或拒絕各種類型的特權—比如居留許可及工作許可。在新冠疫情期間，這種分類制度甚至可延伸到公民和合法居民，用以辨識接種疫苗或未接種疫苗的人民。

德國可以說是全球化的代表者，但它卻不開放。智慧技術、資料分析和安全協定的結合讓德國政府能夠設定多數有利於自身的條件，控制及選擇人選以管理移民。德國人不用簽證即可入境高達190個國家，然而阿富汗、伊拉克或敘利亞等國的公民只能免簽前往不到30個國家。因此，簽證分類機制維持著全球的不平等。不管是電子、生物仿生或紙本護照的重要性讓本書作者憶起布萊希特（Bertolucci Brecht）的這段話：

「護照是一個人最顯貴的部分。護照不像人一般以簡單的方式產生，一個人可以在任何地方、以最隨意的方式、在沒有任何正當理由的情況下被創造出來，但這絕對不可能發生在護照上。因為好的護照總會被認可，而一個人，無論多麼好，也可能永遠不會被認可。」

過高的期望

史蒂芬茂關注的是經常被忽視的趨勢，即為全球加強國際邊界以管理潛在內部分裂，而其他三本書則專注於晚期或後現代社會更普遍的現象。在慕尼黑大學（University of Munich）的社會學家那塞希 （Armin Nassehi) ）看來，在經歷了一個又一個危機後，德國社會似乎越來越無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在2011 年發生日本核事故，進而促使德國政府逐步淘汰國內的核電廠。緊接著是 2015 年的歐洲難民危機，隨後是近期的新冠疫情，展望未來，還有更嚴重的氣候危機迫在眉睫。

那塞希描繪了一幅焦躁不安、不知所措、似乎喘不過氣來的社會。儘管德國社會持續運轉的相當好，但人民仍感到不安。這種矛盾使納塞西感到困惑，一個處理大多數事情都或多或少都對了的社會，為何還在其人民心中引發如此的不安？

部分的解釋是德國，如當今任何西方社會一樣，是高度複雜的，由不同的 「系統 」組成，例如經濟、法律、醫學、社會保障、宗教、藝術，以及最關鍵的政治。每個系統都遵循著自有的邏輯，並盡可能尋求最大化的自主權。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系統都帶來了越來越大的期待，現代公民認為應當擁有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獲得更好的醫療保健、改善的基礎設施、提升的退休金，以及更整潔的環境。

但是，唯有相關系統能互相協調的情況下，這些結果才有可能實現，而協調正是政治的核心任務。當目前的系統都以自身為主要考量時，尤其鄰避主義（NIMBYism ）和律師、經理、醫生及其他的職業意識強化了這種傾向，這導致民眾的期望很容易落空。而當政客們通過提供大有為的解決方案來回應公眾的不滿時，他們會拉高人民的期待。實際上，困在想要不同事物的各個自私系統之間，這些政策最終無法實現目標，從而產生更多的失望。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改變現況？ 那塞希建議政治家和改革者在系統性地慶祝小勝利的同時，也設法調整預期。他們應該避免作出過大的承諾，並在各個系統中穩定灌輸現實主義。這意味著強調漸進式的創新—治理的目的不是進行大肆改革，而是為了創造條件讓百花齊放。

那塞希鼓勵群眾掌握自己命運並慶祝自身達成的成就。自由派經濟學家麥克洛斯基（Deirdre Nansen McCloskey）稱這種方法為「經貿易檢驗的怨恨」（trade-tested embitterment）。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開放的試錯過程將產生可以擴大規模的成熟創新。例如，自行車道已經演變成城市自行車交通系統，在許多歐洲城市獲得廣泛接受，促進更健康且低碳的生活方式。 那塞希主張，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成功經驗。

因此，這意味著德國社會應該少些雄心壯志，轉而專注那些加起來會形成為一個更好的整體的小事。大有為的社會民主改革已成為明日黃花。德國人應該接受現代自由主義及自下而上賦權的觀念。政治家應該如非意識形態的管家一般，尋求正和（positive sum）結果。

這聽起來不錯，但這種願景是否與它想取代的願景一樣天真浪漫？那塞希可能也會承認這一點，隨即要求我們提供更好的想法解決如何幫助當代德國社會擺脫期望陷阱的難題。

加速焦慮

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的萊克維茨（Andreas Reckwitz ）和耶拿市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學（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y）的羅薩 （Hartmut Rosa）也看到了一個負擔過重的社會，導致人民被不安及倦怠所擾。兩位學者的《危機中的晚期現代主義》實際上是三本著作的合集。在第一部分，雷克維茨對現代主義實踐進行了歷史分析，闡述這個概念對於如德國一般的社會的功能運轉之意義。接著，羅薩引用加拿大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的觀點，提出所謂對此時此地的『最佳陳述』分析。第三部分則紀錄兩位作者接受哲學家兼記者鮑爾（Martin Bauer）的採訪。

雷克維茨認為，在德國這樣的後現代社會中，有三個緊張的來源。這些來源反映社會開放與封閉之間的對立、形式理性與人們基於價值和情感的文化歸屬觀念之間的對立、在重視新事物的和喪失遺產之間的對立，這些都會加深人民身份歸屬的混雜性。這些動態創造了一個制度及人民往往落後於時代的社會，因此即使過去曾展現非凡的韌性和適應性，社會仍需要更加精細的應對策略。

這種不受拘束的社會及經濟力量的概念也是羅薩在書中使用的主要比喻。如雷克維茨和那塞希一樣，他將個人的苦惱歸因於後現代主義對動態穩定性的依賴：任何形式的控制都需要不斷增長和擴張來維持。從德國商業、公共行政和公民社會廣泛使用的組織和個人績效標準體系中可以看出這種不懈的驅動力，一切都被賦予加速和改善的期望，然而基本的經濟和社會力量卻仍然保持不變。這種永無止盡的官僚化和體制系統建設最終會導致倦怠和疏離。

那塞希提出自下而上的漸進式更新，並對從上至下進行改革發出警告；然而，除了提出以普遍最低收入以減輕經濟不穩定所面臨的螺旋式下滑之外，雷克維茨基本上對於政策建議幾乎保持沉默。羅薩則提倡一種全面性的減速，以便有更多空間進行反思，並使個人能夠在其周圍環境中找到自我，體驗「共鳴」（resonance），一種來自與當地或職業社群、朋友圈和家庭的開放且互相接觸所給予自我肯定的感覺。考量到這本書對於晚期現代社會學的深入分析，這是一個古怪且令人失望的建議。

回到德國

想要獲得更多建全的建議，我們可以求助於史崔克（Wolfgang Streeck），前馬克斯普朗克社會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所長。在一份嚴厲的批評中，他形容新自由主義為一種破產的意識形態，將歐盟描述為一個失敗的超級國家，將全球治理比喻為一個技術官僚的烏托邦幻想。他的著作是四本書中最著重政策導向，而且也不迴避具爭議性的問題。

對史崔克來說，德國正陷入民族國家和全球主義之間。更具體而言，德國夾在想要馴服資本主義的社會民主和關注價值觀和道德而非階級的自由民主之間。社會民主主張國家主權和具有社會保護、更公平性且植根於當地社區的經濟。不過，後者受到從全球化中受益的階層青睞，由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所支持的自由民主似乎正在贏得一場反對社會民主的文化戰爭。

史崔克表示，歐盟是一個正成為一個不民主的巨獸，其核心邏輯是走向更集中的中央集權、失去根基和不平等的結局。更統一的『歐洲』卻意味著更少的真正民主。唯一的出路是『向下』，往一個更加民主、更分散和公平且以國家和地區為基礎的社會前進。史崔克認為在布魯塞爾、柏林和巴黎正推行的整合和集中化計畫，是在凌駕歐洲社會的頭頂進行的，可謂二十世紀最後幾十年遺留的不合時宜產物，且這種做法弊大於利。

可以肯定是，這是一杯濃烈咖啡。史崔克所提出的願景同時贏得了德國極左翼（Die Linke）和極右翼（雖然他不歡迎極右的支持）的掌聲。事實上，我們可以安全地假設任何強硬的脫歐支持者（Brexiteer）或波蘭脫歐支持者（Polexiter）都會喜歡他的歐洲懷疑論。他呼籲全面復興民族國家，認為較小的政治單位更擅長促進社會凝聚力、公民參與、社會正義與和平。在史崔克的觀點中，重建後的民族國家將成為現代化的社會民主國家，擁有小規模的軍隊，這樣就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支配其鄰國。因此，他理想的新歐洲將是一個由主權民族國家組成的聯盟，由某種規模較小、實力較弱、當然也不那麼雄心勃勃的歐盟協調。

雖然史崔克的分析和主要建議具有爭議性，但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他的書斥為一種盲目的幻想。他表示，修剪歐盟翅膀的過程已經開始了。正如他在近期接受《法蘭克福評論報》採訪時所說：「……歐盟的解體確實近在眼前，而這是因為整合太多，而非太少。減少對成員國主權的侵犯可以阻止崩潰；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在平等基礎上自願合作的區域體系（這呼應『小國』的主張），歐盟仍然可已被拯救。』

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四本著作及其診斷？對於史蒂芬茂來說，德國人被一張有形及無形的邊界網所籠罩，這張網既保護著他們，卻又在政治上將他們牢牢地固定。對那塞希而言，德國社會長期被寄予厚望的需求所淹沒。雷克維茨和羅薩主張，動態穩定中隱含的無盡加速創造德國社會中一種永無止境的不安。史崔克認為，德國最美好的未來是在一個結構更鬆散的歐洲聯盟內回歸主權民族國家。

這些書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闡述的集體和個人身份危機，而這些困境正是當代德國的危機，但並非盡現德國獨有的問題。即便不認同這些作者開出的處方，許多非德國人仍會認同他們的分析。因此後梅克爾時代既可能會帶來混亂，也可成成功保持與過去相符的連續性。

（翻譯：

吳育綺，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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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Germany's Modern Angs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