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格夫
●國際貨幣基金前首席經濟學家
●哈佛大學經濟與公共政策學教授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野蠻入侵應該給那些宣導綠色和公平未來,但卻對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缺乏任何實際或戰略意識的政治家、企業領導人和經濟學家們敲響了一記警鐘。無論歐美在應對當前危機時採用何種短期策略,它們的長期戰略都需要將能源安全與環境可持續性相提並論,將構建必要軍事威懾與實現社會優先事項的撥款放在同等地位。
蘇聯之所以在1991年解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俄羅斯領導人——主要是是時任總統葉利欽及其經濟顧問——認識到蘇維埃共產主義軍工綜合體無法支撐與西方壓倒性的經濟和技術實力匹敵。鑒於當前俄羅斯的經濟規模還不到美國和歐盟總和的1/20,同樣的戰略——即在國防上支出大大超過俄羅斯——應該更容易執行。不幸的是,許多西方社會(特別是左派)一直不願承認國防開支有時是種必需品而非奢侈品。
幾十年來,西方的生活水準一直在巨大的「和平紅利」推動下不斷上升。比如美國的國防開支就從1967年越南戰爭期間相當於GDP的11.1%下降到1989年柏林牆倒塌時的6.9%,到今天僅稍高於3.5%。如果美國國防開支相對GDP的比率仍然是越南時代的水準,2021年的國防開支就得增加1.5兆美元——比政府去年用於社會保障的開支還要多,幾乎是政府非國防消費和投資總額的三倍。即使保持1980年代末的水準,國防開支也會比今天多出6000多億美元。這些額外費用將不得不通過提高稅收、增加借貸或降低政府在其他領域的支出來解決。
歐洲的國防開支一直遠低於美國水準。當前英國和法國的國防開支剛剛超過其國民收入的2%,德國和義大利則只有1.5%左右。此外各國自身的國家利益和國內遊說意味著歐洲的國防開支是極其低效的,其整體效用大大低於其各部分之和。令我吃驚的是我有許多原本見多識廣的朋友一直在問為何歐洲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及對波羅的海三國迫在眉睫的威脅作出更有力的軍事回應。其中一部分原因當然是歐洲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但更重要的是歐洲各國對這一事態發展都驚人地措手不及。
但這一切可能會因俄羅斯總統普京而改變。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在2月27日宣佈德國將把國防開支提升到相當於GDP2%以上水準,這表明歐洲最終開始重整旗鼓。但這種承諾將產生重大的財政影響,特別是在實施過新冠疫情財政刺激措施之後可能難以消化。而在歐洲重新思考其財政規則時,政策制定者們必須考慮如何留出足夠空間來應對意外的大規模軍事集結。
許多人似乎忘記了戰時的支出激增曾經是政府支出波動的一個主要驅動因素。在戰爭中不僅政府支出和預算赤字通常急劇增加,利率有時也會上升。如今政策制定者(以及許多心懷善意的經濟學家)已經相信疫情或金融危機等大型全球經濟衝擊將無一例外地推動利率下降並使大額債務更容易獲得融資。但戰時對大規模臨時支出的前期投入需求卻很容易推高借貸成本。
無可否認,在今天這個由無人機、網路戰爭和自動化戰場組成的複雜世界裡,政府如何花費其國防預算非常重要。但是假設軍事規劃者每次都能在國防預算被削減後通過提高效率來彌補缺口就是癡人說夢了。
倘若西方能夠避免進一步犯下導致我們走到當前這一步的戰略能源政策失誤,那對局勢也會有幫助,尤其是一半以上天然氣依賴俄羅斯供給的德國。在2011年福島核事故後該國似乎犯了一個歷史性的錯誤,將其全部核電站退役。相比之下法國有75%的能源需求都用核電實現,因此在面對俄羅斯各項威脅時的脆弱性也大大降低。
在美國,取消擬建的Keystone XL石油管道或許有著合理的環境考慮。但在現在這個時點做出這樣的決定似乎相當尷尬。如果旨在保護環境的措施會導致戰略弱勢,增加歐洲爆發常規戰爭的可能性,那它也就談不上什麼好處了——更別提動用中子彈或戰術核武器所造成的大規模放射性污染了。
烏克蘭的頑強抵抗、迅速而嚴厲的經濟和金融制裁以及國內的異議可能會迫使普京承認入侵烏克蘭的決定是一個巨大的誤判。但即使目前的危機得以平息,對烏克蘭的可怕攻擊也應該警醒那些哪怕最為堅定的和平宣導者:世界可能是嚴酷且不可預測的。
每個人都希望實現持久和平。但是在各國如何實現可持續和公平增長的精打細算中也需要為防範外部侵略的成本留下財政空間——包括緊急借貸能力。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原標題為《Is the Peace Dividend Over?》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世代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信箱:service@upmedia.mg
電話:+886 (2) 2568-3356
傳真:+886 (2) 2568-3826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188號8樓
關於我們探索網站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188號8樓
電話:+886 (2) 2568-3356
傳真:+886 (2) 2568-3826
e-mail:service@upmedia.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