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萊曼
• 比爾蓋茲與梅琳達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前執行長
2020年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年會將聚焦于如何建立一個更具凝聚力和可持續性的世界,與往常一樣,這個主題正合時宜,但也略顯抽象。
為了幫助讓其更加落實,我們在此提出部分建議,力求將當前的經濟模式置於一個更完美的運行軌道,同時讓討論更為聚焦。
首先,是時候全面改革美國稅法以減少結構性財富不平等狀況了。為此美國應堵上「附帶權益(carried-interest)」這個漏洞。因為這個原本旨在鼓勵長期投資的規定早已淪為私募和對沖基金從業者的一項重大稅收減免。
儘管2017年《減稅及就業法》(Tax Cuts and Jobs Act)對這個有利於金融界的規則施加了一些限制,但其仍然未被廢除。
基於同樣的原因,美國還應該消滅「遞增成本基數(stepped-up cost basis)」漏洞,這已成為富人將財產傳給繼承人時的一種核心避稅手段。它使富有者得以構建一個代代相傳的王朝,破壞了美國公開奉行的菁英領導體制。
其次,由於學生貸款已經讓年輕人背上了沉重的負擔,所以美國亟需像澳洲那樣建立一個國家信託基金以清理學生貸款的亂象。
澳洲學生可以按照課程需要貸款完成學業,同時,貸款可以透過在指定年限內從收入扣除特定比例的方式償還,那些未來收入較低的學生償還的金額要比借來的少,但這一差額會被較高收入者所抵消。同時還應設立貸款減免激勵機制來促進畢業生投身某些形式的公共服務。
第三,要對公司報告制度進行改革以鼓勵更多長期且可持續的思維方針,第一步是終結對企業季度收入的糾結。為了迎合金融分析師們每3個月1次的檢視,企業CEO和董事會的決策方式和長期性思考都遭到了破壞。
而與此相關的股票回購則值得獲得更多的關注。
如今那些標普500(S&P 500)指數入選企業通常利用利潤或借入的資金來回購股票,而非投資於新工廠,業務產品線或其他主要資本支出。在過去10年中約有5兆美元用這種手段來提高每股收益(從而提高股價)。
對此,應改革公司報告以清楚解釋股價波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源自回購,董事會和股東也應相應調整高管薪酬。
此外,全世界企業都應開始將部分可持續性指標納入在報告內。
公司報告將影響企業行為,但通常只要求企業依據審計後的收入和資產負債表會計準則來報告財務狀況,對此應該將內容擴展到包括更廣泛的利益相關者指標,比如客戶滿意度等級、多樣性得分、碳足跡、慈善捐贈、政治捐贈以及高階主管與普通員工間的薪酬差距。
應當建立利益相關者報告標準委員會這種類似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的專責機構,用以監督新近簽署的各項非財務報告全球公約。
第四,一項與香港類似對所有金融交易徵收0.1%稅款的全球性協議,將有助於管控整個金融體系。一項有利於長期而非短期投機者的交易稅會在金融體系中增加足夠的摩擦以幫助縮減泡沫,最關鍵的一點是,可以讓管理此系統的成本與受益最大者連結起來。
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的估算,僅僅在美國,0.1%的交易稅就可以在10年內為政府帶來大約1兆美元的急需額外收入。
第五,各國需要提高最低工資並將其與通膨連動。
在美國,聯邦政府規定的每小時15美元全國最低工資有助於實現平等,根據生活成本上漲自動調整的機制則可以讓每個人不至於被拋在後面。對此,芝加哥聯邦儲備理事會指出,這些步驟將增加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的總需求。
第六,所有國家都應當對國民收入核算方式進行全面改革。自從1940年代引入GDP以來,該指標已被視為衡量國民福祉的非官方主要指標。但當「進步」被視同為GDP時,政策制定就被扭曲成了一種旨在增加國民總收入卻無視隨之產生社會或環境成本的操作。
因此,人們需要新的指標來衡量福祉淨成本。
為此國民收入應涵蓋如環境退化或溫室氣體排放等外部因素所產生的成本,如果使用這種衡量手法,淨收入將能更準確地反映可持續增長,此外,所有國家都應就一系列將其他社會進步措施納入其中的共同標準達成共識,這可能包含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常見疾病的確診、預防和治療、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生物多樣性、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販賣人口發案水準、還有性別和少數民族群體所取得的社會經濟成就。
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下的相關機構可研發所需的新國家福祉通用標準,並透過廣泛分發的出版物推廣。
最後,但也同樣重要的,是必須採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而且以一種可以在各國間、世代間公平分擔成本的方式來執行。
同時各項緩解政策必須具備吸引力,碳稅是有必要的,補貼也是如此。根據美國稅收聯合委員會和國會預算辦公室的資料,每噸25美元的碳稅(搭配排除通脹因素後的2%年增長率)將在10年內為美國籌集1兆美元。
同時也有必要撥出比上述金額更多的錢來幫助那些因碳稅而落入不利境地的人,也就是說,當前這些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地區,以及因遞減稅制而受影響的中低收入家庭。
補貼可以採取現金支付、再培訓、新建基礎設施項目以及在「煤炭石油地區」進行替代能源產業投資的形式,但重點在於補貼額必須高於碳稅收入。因此產生的國債增長無疑是子孫後代必須去承擔的義務,因為他們才是向低碳經濟過渡的最大受益者。
簡而言之,當前的氣候政策如果想在政治上變得較能為人接受,就必須能帶來切實的好處。
試想一下:隨著電子商務減少了對實體購物的需求,社區應該買下那些空置的購物中心和商店,儘管這些債務仍是由子孫後代償還,但可以捕獲碳的綠色空間取而代之。
如果將上述這些切實步驟彙集起來,達沃斯論壇宣揚了半個世紀的「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和可持續性願景,就將初現曙光。
(原標題為《The New Davos Challeng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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