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兒
• 建築師
• 國際建築設計公司Antonio Citterio Patricia Viel共同創辦人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大致結束後,人們的城市將不復原狀,也理應如此。如同其他國家,義大利這場公共衛生危機讓人們苦苦支撐。
醫院數量不夠,人們的城市原本設計滿足人們在某個特殊時刻的需要,這時卻大相徑庭地加速了傳染。
因此,新冠病毒關閉了推動社會活力、經濟增長的思想互動引擎:城市中心。因為傳染恐成為長期或慢性的威脅,如何相應地改變城市設計與管理,便成為設計師們的顯著問題。
正確的規劃意味著設計一個具邊界的演化系統,並清楚地認識到風險。
缺乏醫院已讓人類付出高昂代價,在設計當初沒有考慮到衛生問題的地區必須抓緊機會新建,但,75%以上的義大利新冠肺炎病例發生在托斯卡尼大區(Tuscany)以北,此區擁有義大利最成熟的衛生基礎設施,但仍然不堪緊急救護需求之重負。
米蘭城市會展中心(Fiera Milano City)已被改造為2萬5000平方公尺的緊急重症監護設施,但如果它一開始在設計時就不僅考慮主要用途,也考慮到作為可能的危機回應措施,將會如何?
顯然,如果人們想讓城市空間在緊急狀態時派上用場,就不能讓它的功能單一化。
從今以後,「無可想像(unthinkable)」必須成為良好城市設計實踐的一部分,畢竟,全世界人口中有大半居住在城市,城市滋生病毒就像滋生恐怖分子一樣容易。
因此,城市區域必須考慮到預防,不僅是「準備迎接危機(crisis-ready)」,穆加(Robert Muggah)和卡茨(Rebecca Katz)最近指出,城市需要一張疫情準備地圖,畢竟,從現在看,城市的設計以及人類在其中的居住方式,常會加劇傳染病問題。
現在,填補城市規劃中的技術和監管缺口已成迫切需要。
設計師、物流專家和安全專家必須通力合作,制定最佳實踐指南,建築師、規劃者必須重新思考公共和私人的共用空間,讓它們更加可控可管,能夠在緊急狀態時立即轉作他用。
人類還需要解決數位基礎設施的缺陷。
顯然,吾人所產生的資料對於政府評估和預測病毒的傳播、圍堵影響來說至關重要,人們常常把資料交給私人公司用於商業用途,但卻認為政府使用同樣的資料屬於侵犯隱私,即使所有政府都有捍衛人們的安全、健康和福利的使命。
新型冠狀病毒後的城市設計方法應該將人們透過電子設備所產生的資料,整合到國土資訊系統(Territorial Information System)中。
但這需要系統所在國家的數位化。
義大利因遲遲未形成數位文化而付出沉重代價,新冠肺炎加劇了能否接觸網路和其他電子工具民眾間的社會經濟差距,部份人因財力和數位教育程度較高,能夠使用網路、其他電子工具。
不難預測,這一差距帶來的是歧視、邊緣化和對政府其他機構的日益不信任。
此外,義大利的數位基礎設施早已過時。
僅僅能夠接入電子商務網站和串流媒體影片的網路早已不夠,世界各國都在考慮遠端患者監控或自動健康檢查,義大利仍艱難地推動公共機構數位化。
義大利人民需要一個不亞於任何歐洲國家的數位化水準的網路。
歐盟本身也該成為標準化的推進者,就像它在建立受國際認可的糧食安全體系那樣,這將有利於擴散數位化、資料共用、創造先進技術,以及促進公共利益的工具。
對許多人來說,歐盟缺乏協作良好、多層次、全洲域的響應,突顯出作為歐洲人民福利守護神的缺陷。
但真相是,城市化的緊急回應早已不可持續,疫情最重要的教訓之一是:人們需要超越傳統狹隘的「專案(project)」習慣,學會進行複雜、合作、跨界的規劃,因為必須考慮人類不斷演化的風險認知。
義大利人從危機中學到,城市可以集體思考和感受。
在這段漫長的「宅在家(house-ridden)」日子中,人們認知到(部分年輕人可能還是首次認知)公民的權利與義務是相伴相生的,如今,在這場歷史性悲劇中,最根本的全民義務便是反思人類的未來。
(原標題為《Post-Pandemic Citie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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