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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論壇》財政視角：各國猛踩財政刹車 貨幣政策高速運轉釀災
蘇巴慈
● 英國倫敦大學瑪莉皇后學院教授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疫情導致產出暴跌，許多人都在思考貨幣政策可以被擴展到何種程度以支持經濟。
對於美聯儲（Fed）來說，負利率（negative interest rates）似乎是個有效的限制，這不是因為此政策在技術上不可行，而是政治上無法接受。
然而對於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和日本銀行（Bank of Japan）而言，限制似乎是不存在的。
歐洲央行早已將利率下調到負數區間，英格蘭銀行行長貝利（Andrew Bailey）據報正非常謹慎地研究是否在執行該選項。
同樣，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Haruhiko Kuroda）認為雖然日本央行的現行政策組合適用於當前狀況，但並未排除進一步的貨幣寬鬆或增加資產購買。
而問題在於是否應該繼續沿著極端貨幣政策之路走下去。
歐洲央行前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不惜一切代價支持歐元的著名承諾已成所有相關決策者面對當前危機時的口頭禪，但擴張性財政政策難道不是履行承諾的更好方法嗎？
按照美聯儲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的說法，央銀只有放貸能力卻沒有消費能力，但消費才是當前全球市場急需的東西。
眼下這場危機的當務之急是儘快將錢送到急需救濟者手中。
許多國家的失業率都創歷史新高：僅在4月美國就有超過2000萬人失業，致使失業率升至14.7％，甚至可能在2020年達到20%至25％，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和大多數其他國家真正需要的是與貨幣政策協調進行的廣泛、持續性財政政策推動，否則就更可能出現長期衰退和居高不下的長期失業率。
一項財政擴張舉措應當具備兩個主要目標。
首先，它必須幫助個人、家庭和企業度過危機，在這方面，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所採取的各項財政政策措施都已達標，3月下旬，美國國會批准了總值2兆美元的刺激計畫以支援家庭、企業和醫療保健提供者，聯邦眾院也已通過另一項追加3兆美元支出的刺激經濟計畫。
同時，歐盟的預算規則被暫時收起，允許會員國政府按自身需要實施更大手筆的財政措施，從支出增加、稅收減免到對中小企業的工資補貼。
擴張的第二個目標則是透過支援內需來推動經濟復甦。
但不幸的是，相關政策卻遠遠不夠，增加了人們重蹈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風險，也就是，當初的金融刺激措施太早撤回了。
在當時的情況下，依賴財政刺激需求在政治上是明確不可行的。
儘管經濟衰退仍被視為嚴重，因此有理由去採取極端寬鬆的貨幣政策，但美國、英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的政治當權者都採取緊縮政策，扼殺了襁褓之中的經濟復甦，也為不平等、社會不滿情緒的加劇埋下禍根。
這一次，各大央行持續悄悄地爭取額外的財政支持，以避免長期經濟損害，期盼帶來更強勁的復甦，還需要緩解央行所承受的壓力，同時也有充分的理由避免進一步採取更極端的貨幣政策。
首先，極端貨幣政策往往會限制未來政策訊號的影響範圍，並降低利率有效性，須知這些可是在正常情況下影響產出和就業的有力工具，其次，也可能加劇已威脅世界經濟的疫情前脆弱性因素，尤其是債務積累、信貸分配不當以及（大量公司都存在資產負債表問題的）企業部門流動性過剩。
這些擔憂導致了第三點：信貸條件進一步放鬆、以及公共信貸計畫的擴大，將更多債務推向無力轉化價值的企業。
那些本應破產的僵屍企業（zombie firms）將被人為續命。
即使此類措施可以在當前保留工作機會，但也並不意味著它們是最有效的財務資源利用方式。日本的「失落10年（lost decade）」應成為一記警鐘。
僵屍公司勉強存續的時間越長，最終崩潰時的損失就越大。
最後，在財政政策更為合適時依賴貨幣政策可能會加劇投資者對流動性的過度偏好，從而加深了流動性陷阱，極端貨幣政策很顯然會產生極端和意想不到的後果。
儘管非正規貨幣政策如今已成為常態，但人們仍不確定它如何運作、或如何影響人們的期望和行為。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貨幣政策的操作範圍受到限制，那麼財政政策的空間也會狹窄。
但是，當前的緊急情況、嚴重衰退（甚至蕭條）的威脅，無疑迫使各國頒布由其他工具支持的大膽非正規財政政策，例如：法國、德國最近提議成立的歐洲復甦基金，以及建議歐盟採用金融市場創新工具的永久債券（perpetual bonds）。
非常時期需要非常手段，但人們必須避免再次犯下2010年的錯誤，當時各國政府猛踩財政政策的刹車，卻同時讓貨幣政策引擎高速運轉。
目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是，防止進一步加劇現有不平等現象，也只有財政政策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原標題為《The Limits of Extreme COVID Monetary Polic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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