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雪娃
• 1964年生
• 蘇聯前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孫女
• 1998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
• 目前擔任美國新學院大學(New School)國際事務教授兼副學務長
• 研究領域為全球媒體與文化、俄羅斯研究、美國政治
5月21日,美國國務院宣佈撥款25萬美元用於《曝光俄羅斯健康假資訊》(Exposing Russian Health Disinformation),為此,俄羅斯駐華府大使館立即反應,說美國在全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疫情大流行艱難時期,竟曝露了「真實意圖(true intentions)」。
以往,我不太站在克里姆林宮(the Kremlin)這一邊,但這一次,我不禁懷疑,美國政界和媒體中部分群體的「恐俄症(Russophobia)」是否已病態化(pathological)。
誠然,美國國務院在4月警告俄羅斯正在與中國和伊朗同一陣線,在新冠肺炎危機期間散播假資訊。
但自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以來,主流媒體機構和民主黨(也是我所屬的政黨)一直十分關注俄羅斯,並常流於歇斯底里,儘管克里姆林宮確實干預了選舉,破壞了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的選情,最終臨門一腳送川普(Donald Trump)入主白宮,但事後的調查並未發現美國主流媒體認定的「勾結(collusion)」證據。
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執行總編巴奎特(Dean Baquet)在2019年一次內部會議上承認,新聞編輯室是用來報導新聞的,紐時確實做得出色,現在必須重新組織起來,把資源和重點轉移到另一個不同的新聞上。
換句話說,《紐約時報》和其他主流刊物一樣必須執行敘事業務(shaping the narrative)。
美國新聞科系師生必讀作者之一的李普曼(Walter Lippman),早於近百年前就指出,必須有人告訴「困惑的大眾(bewildered herd)」去想什麼。
這並不是說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可以完全擺脫關係。
克里姆林宮確實正尋求削弱西方民主,更積極鎮壓境內公民自由、擴張俄羅斯軍事和安全部隊,並在烏克蘭、喬治亞(Georgia)、白俄羅斯(Belarus)和敘利亞挑起戰爭。
普京甚至將暴徒送往國外威脅、清除政治反對者,如俄羅斯前間諜斯克里帕爾(Sergei Skripal)在2018年的英國刺殺行動中幾乎喪命。(另一位不願受克里姆林宮擺佈的間諜利特維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就沒有那麼幸運,2006年在英國被殺。)
但美國也插手他國事務,因此克里姆林宮也大可以指責它雙重標準。
普京不會忘記美國把搖滾樂、牛仔褲帶進蘇聯,對他來說,以牙還牙是面對插手者唯一合適的做法。
此外,當西方指責俄羅斯破壞民主時,克里姆林宮大可說西方種族主義和不平等性可不是它造成的問題。
《紐約時報》赫爾曼(John Herrman)在2016年8月指出,臉書(Facebook)上呈燎原之勢的許多超黨派(hyper-partisan)報導,儘管是由《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 RT)等克里姆林宮相關媒體製作的,但說到底,還是源自於美國。
最近《紐約時報》報導《普京對美國科學的長期戰爭》(Putin’s Long War Against American Science)指出,克里姆林宮的「假資訊閃電戰、美國兒童接種率下降、麻疹病例增加一同出現,這種疾病一度被認為已消失。」
真的嗎?關於疫苗的陰謀論是一代以來,美國政治話語的標誌。
當一切都變成俄羅斯的錯時,普京便沒有理由不進行他無論如何都會被控進行的行為。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初,俄羅斯還不是西方媒體的目標,但如今,它已經回到注目焦點。
《雅虎新聞》(Yahoo News)援引美國官員的話,在4月初報導俄羅斯情報機關「可能正在觀察美國對COVID-19疫情的反應」,以辨別供應鏈弱點和其他脆弱之處。
這真的是意外嗎?全世界都看到了川普笨拙軟弱的反應,為之駭然。
西方媒體機構也一直忙於考察俄羅斯的防疫經驗,質疑看似很低的傳染率和致死率。
5月13日,《彭博》一則標題寫道「專家希望瞭解為何新冠病毒未殺死更多俄羅斯人(Experts Want to Know Why Coronavirus Hasn’t Killed More Russians)」,隨後改為「專家質疑俄羅斯COVID-19死亡資料(Experts Question Russian Data on COVID-19 Death Toll.)」。
據俄羅斯的數據,直到6月22日,俄羅斯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數為7831。
因此,即使克里姆林宮將這個數字乘以2,俄羅斯也「僅」約1萬5000人死亡,比英國少5倍,比美國少數十倍,比紐約市也要少一半。
儘管如此,《歐洲政治》(Politico Europe)5月24日的一篇文章,言之鑿鑿地解釋了俄羅斯冠狀病毒危機為何如此糟糕。
當然,也有美國媒體將目光對準了中國。
在試圖讓世界其他國家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失敗後,川普政府又炮製了一套未經檢驗的理論,說病毒是中國湖北省武漢市一家實驗室製造的。
這場指責遊戲被俄羅斯放心愉快地大肆報導,普京譴責了美國的論調,呼籲「互相合作」,歐盟委員會發言人最近指責普京試圖破壞對歐洲地方當局的公共信心,固然有理,但人們也可指責諸多西方新聞機構在對俄羅斯做同樣的事情。
當川普政府和國會共和黨試圖將疫情的責任推卸給中國時,他們應該關注民主黨自身沉迷於俄羅斯的情況。
因為希拉蕊在2016年輸掉大選而肆意攻擊普京是一套失敗的策略,新的指責遊戲只會加速中俄聯盟的發展。
構建新國際合作關係是比散播仇恨更好的策略。
我絕非美國前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的「粉絲」,但我認為他曾成功利用蘇聯和中國間裂痕的外交手腕,能為目前的美國提供有用的經驗。
(原標題為《Russian Derangement Syndrom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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