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經濟學教授
宋維(Vera Songwe)
●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執行秘書
對大多數人而言,在一年之內推出COVID-19疫苗意味著疫情危急期即將結束。但對非洲而言並非如此。在最初的疫苗被批准後十八個月,因為極度缺乏持續性的國際援助和疫苗的供給與部署,整個非洲僅有16%的人完成完全接種。
與此同時,在回應疫情相關的挑戰時,非洲的區域組織卻在區域整合層次獨步全球。比如,非洲疾病管制預防中心在統籌區域的流行病防治策略中,扮演關鍵角色。泛非洲夥伴促進COVID-19檢測計畫(The pan-African Partnership to Accelerate COVID-19 Testing)已大幅提升43個國家的檢測能力,並提供9000萬劑檢測試劑。非洲聯盟、非洲疾病管制預防中心、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ECA)和非洲進出口銀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為醫療用品的一站式採購創建一個數位平台。
在非洲這種面對流行病採取「共同利益」的作法中,南非或許是最有力的例子。南非政府與非洲疾病管制預防中心、世界衛生組織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建立夥伴關係,以增強中低收入國家自行製造mRNA疫苗的能力。在一些富裕國家的製藥巨頭囤積自身技術的同時,這樣的努力緩解迫切的需求。
國家層面也出現積極活躍的領導人,使「整體政府」的方法被證明十分有效。例如在多哥,從總統辦公室到財政部,甚至到郵局,這些都是資訊部長的跨部門工作場域。而資訊部長在跨部門合作中建立數位現金轉移計劃,在疫情最早的兩個月中提供成千上萬人緊急的援助。
更廣泛地來說,非洲對COVID-19的回應彰顯政府內與政府間為追求「全人健康」而激發出的集體智慧力量。創新政策展現其價值,這些政策設計是能增進公共利益的,而非鼓吹追求私領域的獲利然後再請公部門插手並干預意料之內的「市場失靈」。認定並積極追求共同目標,如發展非洲mRNA疫苗或增進檢測能力,這些都是能使非洲國家受益的新公共利益。
但非洲的COVID經驗也顯示,「公部門的整合」這項創新對於增進公共利益而言是不足的。各國仍須有足夠的財政能力,才能維持對衛生與傳染病防治與應對(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PPR)計畫的長期投資。
G20最近同意建立一個金融中介基金(Financial Intermediary Fund,FIF),來彌補PPR計畫105億美元的資金缺口。非洲各國是否能從FIF受益,很大程度取決於未來幾月它將如何設計。若所有的利益關係國都能共同參與制定事務的優先順序,那FIF或許能變成一流的創新融資機制。
除了擴大全球對PPR計畫的投資,我們也需要更健全的國家政策,以處理造成現今危機的結構問題。政府不應將衛生視為能自由決定的年度支出,而應將其視為對社會與未來繁榮都十分關鍵的長期投資。
非洲經委會近期在塞內加爾的達卡(Dakar)召開部長會議,提供一個機會讓非洲各國財政部長重新思考自己在政策制定中的角色。他們不僅應該成為穩定的保障者,更該是健康與公平社會的積極支持者。遏止通膨、建立儲備、減少債務等努力應與更多的健康與福祉的投資相互平衡。不僅是那些有標榜「健康」的部門,所有的部門在制定政策時,都應該要鼓勵它們衡量其政策將對全人健康這個共同目標所造成的影響。
將所有人的健康提升為財政優先要務需要龐大的外部支持,甚至會遠遠超出設計合理的FIF所能提供的支持。自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許多低收入國家都大幅降低其衛生支出。因此,非洲各國政府、國際金融機構、評比機關必須了解衛生支出是最重要的投資,而這項投資將對經濟穩定、成長、復甦都有重要貢獻,而不是將其視為拖累赤字率的原因。
也就是說,不應以降低信用評比來污名化非洲國家,或著在它們為了資助基本服務而承擔新債務時,用可惡的利率來懲處它們。這也代表在衛生的創新、製造、生產等關鍵領域,應該要幫助非洲國家脫離對捐助者的依賴。
我們必須預先改變我們管理健康創新的方式,在公私合作的關係之下,納入平等、取得途徑、在地化的問題。只有在非洲擁有自己的健康投資的新模式之下,我們才能實現全人類的健康與繁盛。
(翻譯:陳俊璉,責任編輯:楊淑華)
(原標題為《A New Model for African Health》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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