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迪
● 埃及前副總統
● 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10年前爆發的阿拉伯之春是對人類尊嚴的追求,這場革命的主角試圖戰勝長達數十年的壓迫、貧困和不平等。此次運動分兩波發生。第1波高潮發生在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敘利亞和葉門,而2019到2020年的第2波則發生在阿爾及利亞、蘇丹和黎巴嫩。
可悲的是,這兩波運動都未能完全實現抗議者的目標。幾乎所有阿拉伯之春爆發國都沒有實現向自由和社會公平的真正過渡,而是回歸到專治和不同程度貧困和暴力的各種組合。除突尼西亞外,在一定程度上,今天多數阿拉伯社會其兩極分化和分裂程度都比以前更加嚴重。
民主制度不像是即溶咖啡。其蓬勃發展需要有利的環境和友好的文化。長期殖民史再加上長達數十年的專制制度,意味著這樣的環境在阿拉伯世界極其缺乏。發動起義並走上街頭的民眾厭惡長期統治他們的獨裁政府。但他們卻缺少需要尋求何種改變的清晰統一的目標。
「麵包、自由和社會正義」是集會口號,但事實證明,將其轉化為更加民主的現實卻問題重重。沒有強大而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包括工會、政黨、團體和獨立媒體——在阿拉伯獨裁統治者迅速垮臺之後繪製過渡路線圖就根本不可能。那裡根本就不存在實現真正社會凝聚力的制度。
一旦壓迫最終解除,革命者卻在一系列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分裂跡象。該地區惡劣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狀況此前曾使許多穆斯林認為,只有信仰所帶來的確定性才能保護他們免遭痛苦的折磨並為其帶來美好未來的希望。而阿拉伯之春革命爆發後,深層次裂痕卻割裂了世俗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
事實已經證明,上述對基本價值觀凝聚力和共識的缺失是阿拉伯世界民主化進程的主要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舊有政權的殘餘勢力借此機會以人們所熟悉的威權力量迅速得以反彈、集結和重組。
一旦舊政權得以恢復,多數情況下這場鬥爭就演變為根深蒂固的「深層政府」、軍隊和各派唯一有組織的非國家宗教團體之間惡毒的權力鬥爭。各方都有自己的議程;絕大多數勢力基本對民主制度和現代化過敏。
迷失在這場爭鬥中的是那些為追求更美好生活而引發阿拉伯之春革命的民眾的利益——包括糧食安全、優質教育、良好的醫療以及些許一點點尊嚴和自由。除當權者選擇的少數棋子外,抗議群眾最終難免遭受邊緣化或迫害的命運。許多人垂頭喪氣,乾脆放棄了努力。
某些外部勢力大舉干預,因為他們認為該地區太過重要,任由其自身決定未來絕對不可能。那些遭民主思想威脅的人積極破壞民主理念。其他國家則大都措手不及,主要關注穩定及自身地緣戰略利益,而這些利益數十年來一直與該地區永恆的獨裁統治者聯繫在一起。
支持變革所需的經濟和技術條件,以及必要的實踐和法律建議尚未達成。例如,儘管突尼西亞迫切需要適度經濟援助來緩和其轉型之苦,但卻沒有人伸出援手,因為外界認為該國並不具備戰略重要性。而蘇丹則是最新的例子。
結果,那些民主和人權的擁護者往往被視為利用上述價值觀來服務其自身的狹隘利益。外部參與者的政治和軍事干預力度隨內部權力鬥爭的加劇而加劇,從而進一步助推了該地區的破裂和混亂、惡化了暴力,並且破壞了民眾自由和尊嚴將很快到來的希冀。
但歷史表明,儘管對自由的追求總是漫長而又起起落落,但卻既無法阻擋也不可避免。儘管經歷了太多挫折,阿拉伯世界大批年輕人仍然用理解和參與代替了冷漠,而社交媒體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可忽視。
阿拉伯之春革命的四大教訓或許可以有效指引該地區的政治軌跡。首先,獨立而活躍的公民社會是關鍵所在。沒有合適的平臺來組織和宣傳變革,改革的呼聲就很容易遭到遏制。
其次,社會凝聚力抵禦外界干預的必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意識形態和解、實現宗教和國家關係規範化以及妥協意願都是民主國家正常運轉所不可或缺的基石。
第三,向民主轉型必須遵循漸進的軌跡。就像沒人能從幼稚園直接跳到大學,民主化進程也必須經過仔細權衡同時容納各方參與,並且標記出明確的里程碑。我們可以用改善人權的共同目標為起點。
阿拉伯之春革命的最後一個教訓——在利比亞和敘利亞表現得尤為明顯——是必須說服當權者加入到民主進程中符合他們的自身利益。對任何政權而言,漸進式改革肯定比突發劇變更可取,因為突發劇變可能導致當權者被權力真空所取代。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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