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論壇》對照視角:新冠變種病毒的陰霾 社會實驗成迫切需要



 




哈費茨



•康乃爾大學經濟學教授



 



李斯特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




 



要是沒有嚴謹的研究以及開放式探究,這些定義了現代的突破,同時也拯救了無數的性命以及造就大規模的經濟成長,就不會發生。從發現物理定律還有病菌說,到發展公共政策,學者們用實驗讓社會往前邁進。



 



現在,在新的新冠肺炎變種病毒的陰霾下,當社會正掙扎著是否恢復旅遊、重啟學校還有工作場所的安全性時,正是迫切需要社會實驗來確保執行具有成功紀錄的政策。



 



如此做的話,我們將會建立在悠久的傳統上。在1881年,一位名叫羅西尼奧爾(Hippolyte Rossignol)的知名獸醫因為懷疑病菌說,所以挑戰巴斯德(Louis Pasteur)。他藉由在巴黎郊外的農場對動物注射疫苗來測試他的假說。巴斯德沒有選擇只能接受公眾挑戰,儘管沒有疫苗在實驗室外被測試過。



 



在1881年5月,在羅西尼奧爾的農場的幾十隻動物接種了炭疽病疫苗 (外加在兩星期後的「保護性接種」) 。另一組相似條件的動物則是沒有接種疫苗。在5月31日,兩組皆被注射炭疽病毒。兩天後,一群農夫、獸醫、藥師還有農業官員聚集到羅西尼奧爾的農場來看結果。巴斯德的理論被證實了。所有接種疫苗的動物都活著且活蹦亂跳,而沒有接種的動物則是死亡或狀況非常糟糕。



 



我們非常感謝這種早期實驗,現在它們已經被正式稱為隨機對照試驗。 (英文簡稱為RCT。) 隨機對照試驗扮演兩個很重要的角色:它們可以幫助科學家讓科學更進步,也可以讓社會上的其他人對於科學更加信任。



 



在巴斯德實驗的140年後,整個世界屏息以待新開發的新冠肺炎疫苗的臨床試驗結果。一旦隨機試驗有了非常成功的結果,政府就會快速通過新疫苗,世界各國爭相搶奪疫苗資源。



 



自從巴斯德為醫學對照試驗奠定基礎後,它們已經成為科學上的黃金標準。自從1963年,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要求新的藥物在進行商業用途前需要有以隨機對照試驗做的證明。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接種疫苗或是急切地等待接種,因為人們暗自相信科學以及支持它的可靠、透明以及公開的實驗。



 



不過隨機對照試驗不僅限於用在醫學上。自從20世紀中期以來,很多社會實驗也是依循此方式。一項這樣的實驗起源於關於現有何替代福利計畫的政治辯論。由經濟機會辦公室贊助的「紐澤西收入維持」實驗發現收入補助計畫的行為影響,產生了至今仍影響公共政策設計的見解。



 



然而,不像醫學試驗,社會實驗的大規模且公共資助的隨機對照試驗還沒有成為黃金準則。在許多案例中,這種實驗被批評有先天上的不公平。舉例來說,為甚麼有些人或活動可以得到更低的所得稅率?



 



但這種擔心往往是錯誤的。我們應該需要更多的社會實驗,而政府應該要定期執行這種實驗,讓它成為政策制定過程中的重要環節。近年來,經濟學家在實驗室、線上、公司以及偏遠地區對實驗方法的接受帶來許多科學上的突破,而且獲得了多項諾貝爾獎。



 



問題在於政府在進展緩慢。我們試圖讓政策制定者進行大規模的社會實驗,結果卻令人沮喪。我們聽到最主要的反對是基於「公平」的論點,但這些論點本質上與科學概念上的控制組並不一致。諷刺的是,這種對實驗的反對最終最造成進步緩慢甚至更不公平的狀況發生。



 



因為在紐約市與許多經濟學家一起工作,我們試圖用科學方法來探討與駕駛還有停車違規有關的罰金、處罰和截止日期的影響。來自市府官員死板的回應是「隨機向人們收取不同的金額並不公平。」



 



相似地,當我們在十年前想在芝加哥執行一個關於學齡前的貧困孩童的計畫( pre-kindergarten program)時,學校董事會、官員以及大眾反對只為一部份貧困孩童服務的想法。他們沒有想到這個計畫的重點是可以藉由找出教他們認知與執行功能的最佳方法,來幫助所有的貧困孩童。



 



最近,在向外國政府提供新冠肺炎的經濟回應時,我們遇到政策制定者強烈反對使用隨機對照試驗,即使是回答像封城、移動限制以及重啟學校等生死攸關的問題。



 



少了可以怎麼做最好的證明,政府最終只能有效地對我們所有人做了一個大型實驗,只是缺少了適當控制的情況。只立基於微弱證據的政策已在全國,甚至全世界執行,結果付出巨大代價。事實上,快兩年來處在新冠肺炎的影響下,我們對於許多事情的了解還是非常有限,像是健康、經濟還有極端政策(封城、關閉學校及行動限制)的其他影響。政策制定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



 



透過正是實驗獲得的證據是可以拯救性命的,特別是遵循理論或是結合其他不同種類的證據。專業的研究員被期待要謹慎設計實驗,遵守關於同意以及潛在傷害的最高道德標準,採取所有適當的安全措施來讓對受試者的傷害最小化,還要把他們的實驗開放給機構審查委員會進行評估。



 



科學家及學者需要從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去了解實驗的政治影響,並透過過程去建立信任以及強烈的夥伴關係。但是為了要讓以實證為基礎的政策獲勝,政府最終必須要意識到他們不能再試圖排除社會實驗提供的關鍵證據。



 



(翻譯:

林立勛,責任編輯:張育軒)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ho's Afraid of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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