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論壇》肺炎視角:為疫情付出健康、經濟和心理成本 盡是窮人



 



 



 




達利瓦爾



 



● 貧困行動智庫執行總裁




 



 




佛莉蘭德



 



● 貧困行動智庫高級研究員




 



 



與其他許多衝擊一樣,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疫情也嚴重影響了國際發展,人們該如何利用這些經驗教訓重塑這一領域,而不僅是回歸到疫情前的狀況?



 



首先,這場危機提醒了人們:大自然依然是至高無上的主宰,也促使人們加緊努力緩解、適應其他系統性威脅,尤其是氣候變化這個對發展工作的持續最大威脅。



 



根據美國氣候影響實驗室(Climate Impact Lab)的資料,到2100年,全球暖化可能導致印度每年另增加死亡150萬人,相當所有傳染病致死病例總和。



 



除了將當前科學知識應用於現有問題(從改善環境審計機制,到推廣耐澇水稻品種)外,我們還需要加速創新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和污染,幫助社區適應氣候變遷,並輸送潔淨能源。



 



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不斷試點、評估新計畫,並大範圍推廣能產生最大影響的項目。



 



疫情還教導了人們公共衛生不僅關乎身體疾病,對於許多人(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的民眾)來說,待在家裡根本不是安全的選項。



 



在封鎖期間,包括身體和情感虐待在內的家庭暴力急劇上升,長期隔離還可能加劇焦慮、抑鬱和其他相關心理健康狀況,那些與各類成癮症狀鬥爭的人,也必須掙扎著獲取所需支持。



 



人們應當承認,心理健康問題長期以來始終遭排除在政策討論之外,更不可能寄望這些問題在封鎖解除後自動消失)。



 



這場危機的另一個教訓則是政府無可替代。



 



出於對腐敗或繁文縟節的擔憂,在過去10年中,許多國際資助者和發展組織都企圖繞過各國政府,但這場疫情已明確顯示,各國政府才是控制傳染病、執行發展政策、為失業者提供社會保護、以及減輕貧困方面的主事者。



 



這就是為何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下屬實驗室的成員們不斷致力於與各地政府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支持它們推廣證據支撐政策的主因。



 



各國政府還需迅速對弱勢民眾實施現金轉移支付。



 



儘管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已將救急資金直接轉移支付給各國公民,但其他許多實施了家庭經濟刺激支票,現金轉移支付、其他社會保護措施的國家卻未能將其提供給最需要幫助的人。



 



顯然,這些國家需要重新考慮該如何識別那些最貧苦民眾,以便向他們提供數位身份認證、以及其他符合金融普惠政策要求的認證條件,因為,這些將在未來成為處於各個發展階段的國家所構建社會安全網的關鍵組成部分。



 



另一個關鍵問題則是教育。



 



儘管也可以在課堂以外的地方學習,但疫情肯定會阻礙許多兒童接受教育,當務之急則是協助他們跟上學習進度,在學校關閉的狀況下,顯而易見的應對措施就是推廣遠距教學,研究也證實,允許學生遵照自身進度進行學習的軟體,是可以發揮作用的



 



但遠距學習對那些無法上網、具特殊需求、與許多家庭成員共用一台電腦或一部手機的學生來說,顯然不是好選項。



 



這類的兒童教育在疫情期間基本停滯,世上許多難民中(其中一半以上是兒童)已出現了前述狀況,因此,必須在時機成熟時協助這些孩子趕上學習進度,在此研究顯示,密集且反覆舉辦的「學習營(learning camps)」可極大化地幫助學生,在學習營中學生會按照當前學習水準分組,而非按年齡、年級分組。



 



從巴西的貧民窟和印度的移民大篷車,再到法國的城市郊區和美國的有色人種社區,首當其衝承擔新冠肺炎健康、經濟和心理成本的,盡是窮人。



 



但是,如何將有用資訊傳達給這些人,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傳統的媒體管道無法觸及他們,社交媒體上的誤導性資訊卻越來越多。



 



為此,研究人員正測試能否透過招募與這些群體聯繫密切的個人,或「影響者(influencers)」來確保可借助現有社交網路可靠地傳播資訊。



 



同時,疫情也迫使各地的決策者嘗試不同策略來鼓勵社交隔離、洗手和其他防感染措施,他們可能會考慮將健康行為設定為接受部分現有現金轉移支付的條件,因為研究發現,這是減輕病毒傳播和改善人群整體健康狀況的有效方法



 



此外還有另一種不必局限於當前危機的策略。



 



例如在非疫情時期,可以用子女是否已接種疫苗、接受過年度體檢作為接受現金資助的條件,鑒於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可預防非傳染性疾病所帶來的威脅不斷增加(這類疾病每年在全球造成4000萬人死亡),鼓勵更健康生活方式的政策變得日益迫切。



 



在封鎖期間無法親自收集資料的情況下,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已轉而使用政府資料,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已經收集的資料,在測試新計畫有效性方面可能極為有用,例如MIT行動實驗室的資料和實驗創新行動計畫,就在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以説明政府提高對自身資料的利用。



 



危機還迫使許多研究項目透過電話調查收集資料,從這項工作中得到的效益將為未來使用電話調查收集資料的研究提供參考,使政府和非政府組織能夠從服務的社區中,即時收集更準確的資訊。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數代人所經歷的最大的同步衝擊,但是,這場危機絕不會是最後一場。



 



因此,人們迫切需要從當前經驗中盡量汲取更多經驗,並相應的調整國際發展慣例和研究,也絕不能再次讓自己落入措手不及的窘境。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Learning from the Lockdow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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