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民的民族大哉問（之6）：「中國」跟清末革命、現代國家形成的交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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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答：

這其實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不只存在於亞洲。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由法國大革命開創出來的民族國家觀念向世界各地傳播，東歐、西亞、東亞都受到波及，不只是孫中山和梁啟超的事而已。波蘭、匈牙利的知識分子也是根據法國大革命和法蘭西共和國的原則，想把原來的各個族群建立為一個新的共同體，而這個共同體應該跟西歐的共同體有相似之處。日本其實在近代也有國家建構問題，鄂圖曼土耳其、俄羅斯帝國也是。實際上，共同體構建問題，或稱做國民構建問題，就是現代世界最重大的問題。

在近代以前的世界，統治原則是不需要考慮國民問題的，只需要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達成私人關係就行了。我只要忠於皇帝或國王就行了，至於皇帝和國王是誰、跟我是不是同一族，無所謂，只要他實際上行使統治權，而我實際上對他個人效忠就可以了，也就是沒有整體性的國民概念。

而法國大革命產生了民族民主國家的概念，統治權要從有血有肉的國王手裡，轉到抽象的國民手裡。國王是一個具體的人，無論是路易十四還是路易十六，當我們說國王統治，就是指這個名叫路易的人來統治；但如果你說法蘭西共和國是一個民主國家，由法蘭西國民統治，那你首先要搞清楚法蘭西國民是什麼。例如洛林人是不是法蘭西國民？如果洛林人是法蘭西國民，那阿爾薩斯人是不是？阿爾薩斯人如果是，比利時人是不是？如果比利時人不是，那我們就要搞清楚，巴黎人和布魯塞爾人到底有什麼區別，為什麼巴黎人是法蘭西國民，而布魯塞爾人就不是。

所以要建立國民共同體，首先要劃清邊界：誰是國民共同體的一員，而誰不是。這就是認同政治。現在所有的民族國家都是建立在認同政治的基礎上。你是不是這個國民共同體的成員？如果你是，你就有統治權；如果你不是，你就沒有。國王就沒有這個問題。你是不是國王一目了然，不存在認同和邊界的問題。

如果大清皇帝仍統治東亞，這個問題就是不必要的。光緒皇帝在臺上，你就是光緒皇帝的臣民；宣統皇帝在臺上，你就是宣統皇帝的臣民。但你如果認為大清帝國應該結束，東亞的居民應該像秋瑾說的那樣，享有與歐洲人同樣的權利，那麼你就要搞清楚，這個新共同體的邊界在哪，誰又是這個新共同體的成員。

例如孫中山、宋教仁、汪精衛、章太炎這些人就認為，滿洲人、蒙古人不是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我們要革命，「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什麼意思呢？就是要劃定一個新的共同體邊界，成立新的共同體，但不能包括滿洲皇室和八旗，因為他們是我們這個共同體的征服者和敵人。劃分了自我和他者，新的共同體就建立了。

這一點也不奇怪，歐洲人也是這樣的。例如波蘭人要發明自己的共同體，首先就要區分俄羅斯這個概念。儘管波蘭人和俄羅斯人都是斯拉夫人，但俄羅斯是波蘭的征服者，波蘭的民族主義和國家建構，建立在抗擊俄羅斯的基礎上。愛爾蘭人則是要劃清與英國人的不同，透過反對英國人、利用天主教這個符號，把愛爾蘭共同體建立起來。

孫中山、宋教仁、汪精衛這些人，也想利用大清征服大明這件事來建立一個新的共同體，而他們設想的這個共同體，並不包括長城以外的各個族群。

所以，在東京留學生當中，是不是自稱「中國人」或「支那人」，就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大清的國號畢竟是「大清」，而日本人一般稱呼留學生為「清國留學生」。這很正常，因為大清就是清國，那麼從清國來的留學生，當然就是清國留學生。如果你是一個忠於大清的人，或是完全不關心政治的人，你就會在填寫身分時，機械性地接受這個稱呼，說自己是清國留學生。

但如果你是反清的人呢，你就會說「我是支那人」或「我是中國人」。例如章太炎和那些留學生，在東京舉行支那亡國多少年的紀念會，就把大清入關當成支那亡國。他說「我是支那人」，意思就是「我不是清國人」、「我是你們清國的敵人」。

自稱「中國人」、「中華」、「炎黃子孫」，都是同樣意思。但照當時用詞的含義，這些稱呼跟歷史上假定存在過的黃帝、炎帝其實沒什麼關係，主要是表明我想要建立的這個共同體，跟你大清這個共同體是有區別的。其實辛亥革命就是本著這種精神製造起來的。

但後來的發展就跟波蘭、匈牙利和愛爾蘭不一樣。波蘭、匈牙利和愛爾蘭經過一系列糾紛，放棄一部分爭議土地以後，逐步建立了單一民族國家。而辛亥革命以後，問題始終沒有解決，例如九一八事變之類的問題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歸根結柢，還是因為孫中山和國民黨離開了辛亥年間的政策。他們在辛亥年間認為滿洲不是中國，而是中國的敵人；然後在北伐以後又主張，中華民國應該繼承清朝的所有土地。因此，滿洲到底是不是中國這個問題，就引起了嚴重的衝突，最後導致了戰爭。我們宏觀地從全世界角度來看，這種戰爭其實稀鬆平常。

像波蘭要建立民族國家，它也要考慮一下立陶宛到底是不是波蘭的一部分。按照歷史原則，波蘭立陶宛王國一直是一個王國，那麼立陶宛應該是波蘭的一部分；但按照民族原則，波蘭可以建立民族國家，立陶宛當然也可以。匈牙利人對羅馬尼亞人、西班牙人對加泰羅尼亞人，也都有諸如此類的問題。

這都是因為，民族國家或國民共同體的建立，最核心的因素就是認同，而認同是主觀的，沒有客觀標準。所以，一個立陶宛人能認定自己是波蘭人，也能認定自己是立陶宛人。一個都柏林人能認定自己是大英帝國的臣民，也能認定自己是新興的、還沒有國家的愛爾蘭民族。

哪一種說法才正確？完全看他如何認知。都柏林人如果堅持我是天主教徒、我是愛爾蘭人，跟你們信仰新教的英國人不同，那客觀上講，他就是支持愛爾蘭民族、建立愛爾蘭共和國、脫離大英帝國；如果他堅持他是大英帝國的臣民，那就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民族國家的核心就是認同，而認同又是主觀的，因此衝突難以避免。在認同的邊界穩定之前，爭求認同的鬥爭基本上是連綿不絕的。例如十九世紀晚期，如果你讓斯洛伐克人接受匈牙利語的教育，他就比較有可能自稱匈牙利人；如果讓他接受斯拉夫的教育，他就比較有可能支持捷克和斯洛伐克聯盟、搞泛斯拉夫主義。這兩種前景是水火不容的。斯洛伐克未來的命運取決於斯洛伐克人的自身認同，以及斯洛伐克教育機構對斯洛伐克人民認同的教育。

臺灣現在面臨的就是這個問題。臺灣到底需要怎樣的認同？是要接受梁啟超那個繼承大清帝國的中華民族認同呢，還是要發展一種純粹臺灣的民族認同？這個問題將直接決定臺灣的前途。

立陶宛會變成波蘭的一部分、俄羅斯的一部分，還是變成一個獨立國家，歸根結柢是十九世紀以後的那段時間，立陶宛當地居民如何培養認同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沒有答案。直截了當地說，我認為我是立陶宛人，我就是立陶宛人；我認為我是俄羅斯人，我就是俄羅斯人；我認為我是波蘭人，我就是波蘭人。

所以我說，認同就跟信仰和愛情一樣，都是越過懸崖的一跳。你不可能證明，為什麼我要做基督徒或做穆斯林，我只能說我認同基督教或伊斯蘭教。我也沒有辦法說，憑什麼你是中國人還是臺灣人，我認同中國，我就是中國人，我認同臺灣，就是臺灣人，答案只能是這樣。爭奪認同的鬥爭，終究無法避免。

※本文轉載自《民族的發明：鄉民最好奇的民族大哉問，阿姨一次說清楚（劉仲敬．通俗阿姨學）》／一卷文化出版／作者1974年生，致力於以憲制演化的角度研究歷史，並投入民族發明學的推廣。他在大眾史學及網路場域擁有巨大影響力，其學說被支持者稱為「阿姨學」。現為旅居美國的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