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臺灣有愈來愈多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劉仲敬答:
這個問題有兩個面向。第一個是局部和具體的因素:北京的共產黨政府既然認為只有我才代表中國,那麼不認同共產黨的人就傾向於認為,我最好也不要認同中國,以免跟它混淆在一起。
但從更長遠、廣泛的角度來看,這根本上涉及了一個近代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怎樣的共同體比較容易建立的問題。直截了當說,小型共同體容易建立認同,而繼承了帝國規模的共同體,不容易建立認同。因為認同是需要經過一系列操作來強化的。
如果你我都是一個小共同體的成員,我們經常在同一個共同體內辦理共同事務,那麼我們之間的認同就容易鞏固。尤其在這個小共同體建立了民主以後,我們更容易透過投票和民主參與的角度來看,因為我們都對同一個共同體的事務施加影響,而這個共同體的好壞對我們的命運有直接影響。
例如,陳水扁當總統還是馬英九當總統,對臺北人和臺南人之間的未來有一定影響,但對福建人和遼寧大連人的影響基本上就沒有。那麼你就可以想像,臺北人和臺南人在一次又一次投票選總統以後,就比較容易產生一種認識:我們臺北人和臺南人雖然有很多不同,但都是同一個共同體的成員;而我們跟大連人、東京人、夏威夷人都不一樣,跟他們沒有共同命運。也就是說,認同可以透過命運方舟或共同體的方式加以強化。沒有這樣的關係,認同就不容易鞏固,就容易流於形式。
而帝國性的認同,像中國或鄂圖曼帝國那樣,繼承了帝國的規模以後,就出現兩個問題。第一是規模、跨度太大。共同體愈大,集體行動的難度就愈高,成員之間就特別難感受到彼此有共同利益。這是所有大國都有的困境。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人和萊頓人之間,比較容易感覺到彼此的親緣關係,但莫斯科人和喀山人之間就不太容易感受到。
另一個問題則是,帝國的族群差異太大,而且政體多半不民主,依靠一個淩駕於各族群之上的政治菁英集團來統治。因此,大多數帝國統治下的居民,感受不到政治參與跟他們的利益有什麼關係。而沒有政治參與,即使是紙上的認同,也容易流於虛化。
所以,在近代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中,像鄂圖曼主義、大俄羅斯主義和大德意志主義這樣的意識形態,不容易站得住腳,很容易潰敗,這些帝國最後也都解體了;而小規模的認同,像波蘭認同、希臘認同、愛沙尼亞認同這樣的小規模共同體認同,一旦建立起來就相當堅固,而衝突會讓認同更為堅固。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從一八四八年到現在,世界歷史基本上是大帝國傾向解體,而小的新興民族國家不斷產生,而東亞在這方面發展得最晚。東歐幾個大帝國其實在一八四八年以後,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已完全解體,把歐洲中部和東部變成一個小國林立的世界。鄂圖曼帝國滅亡以後,中東也經歷了同樣的過程。
其實呢,跟大清帝國壽命相同、同時存在的各大帝國,全都滅亡了,只有大清帝國目前還留著一個繼承國。現在的土耳其繼承鄂圖曼帝國的程度很低,現在的中歐各國繼承神聖羅馬帝國的程度也很低,但現在的中國繼承大清帝國的程度卻很高。
你也可以說,其實特殊的不是世界,而是東亞。東亞現在的格局,很像是近代化沒有完成、民族國家建構又沒有走完的一個中間狀態。世上大多數的地方歷經長期的痛苦和血腥,已經走完了這條路,大體上進入了民族國家的世界;而東亞呢,在大清解體以後,重建國民共同體的工作至今還沒走完,前途未定。「我是哪一個共同體成員,我應該建立怎樣的共同體」,這個問題仍然懸而未決,不比梁啟超那個時代容易解決。
※本文轉載自《民族的發明:鄉民最好奇的民族大哉問,阿姨一次說清楚(劉仲敬.通俗阿姨學)》/一卷文化出版/作者1974年生,致力於以憲制演化的角度研究歷史,並投入民族發明學的推廣。他在大眾史學及網路場域擁有巨大影響力,其學說被支持者稱為「阿姨學」。現為旅居美國的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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